编者按：乔邦义同志原系长白县十九道沟双山头人。1937年他与大哥乔邦仁、三弟乔邦礼、四弟乔邦智、五弟乔邦信相继参加了抗日联军和从事地下工作。乔邦义是二军六师八团老战士。

　　1963年他在空军某部任职时，与妹妹同归故里扫墓（时年52岁），曾给县城干部和师生讲述了家史。原一中教师史忠信作了记录，今重新发表，以飨读者。

　　我从1936年开始就给红军（抗联）办事，搞侦察、买药品等。开始时还好办，转过年日本人强迫“归屯”事情就不好办了。我家住在十九道沟双山头，“归屯”时房子被宪兵队烧了，逼着归到十九道沟村。当时，最凶的是宪兵队，他们随便杀人，在限期内不“归屯”的就把房子烧光。开始把人赶出来之后烧房子，后来竟把门窗堵住，洒上火油连人加房子一齐烧。有时小孩往外爬，宪兵看见了就抓住脚一劈两半扔进火中。以后又发“良民证”，没有“良民证”就说你是“红胡子”枪毙、刀砍。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没法过。

　　1937年“归屯”后我就参军了。我父亲叫乔占山，是个穷苦农民，当时已经瘫痪了，他劝我们去当红军打鬼子，不要管她。我们哥五个都走，担心父亲的病，全家人大哭了一场。临走时，父亲哭着嘱咐我说：“老五最小（指五弟乔邦信），我把他交给你，无论如何不能把你五弟扔了。”我向父亲作了保证。我们是夜黑头出发的，和我们一起的还有老蒋家的大儿子，后来他叛变了。

　　我参军的部队是抗联六师八团。五弟跟着我，其余的人都分开了。当时，同志之间谁也不知道姓什么名什么，因为若让敌人知道了谁家有人当红军就全家杀光。一个连队三个排，一个排三至四个班。十个号一个班，叫谁就叫号，名字只有师首长知道，这样保密也死了不少人。我大哥腿不好，当了交通，搞联络。他在头一年的冬天被捕牺牲在长白县城西炮台，那里是杀人场。后来，三弟也牺牲了。四弟于1938年入了党，外号叫“四当家的”。了小时候念了几天书，参军后当了几天战士，后来就保卫师首长，当了机枪班长兼射手，长期跟随师首长。1938年，抗联第一路军下设三个方面军，我们的师首长是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。1939年，第一方面军的总指挥杨靖宇驻在濛江县，我们住在和龙县山上。秋后召集三个方面军领导会议，我四弟和五弟都去了。四弟是警卫班长兼机枪射手；五弟是六师长的警卫员，给总指挥背皮包。当时，总指挥共带了30多人去开会。其中有一司号长叛变了，走露了消息。敌人便调来了大批军队，放了许多卡子。这次会议是在大原始森林中由杨靖宇将军主持召开的，开半天就换地方，换了好几个地方才把会开完。往回走时，途中碰上了卡子，被敌人发现了，开了火。在激战中，为了保卫总指挥，四弟将敌人的火力引到自己这边，结果他壮烈牺牲了。当时我在八团团部，听到四弟牺牲的消息特别难过。

　　东北抗日联军的生活是艰苦的。我参军几年没住过房子，真是“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”。吃饭很困难，既无供应又无钱买。砍树种地吧，敌人的飞机总出动，一发现我们开荒种地就出兵讨伐，唯一的办法是打开村落从敌人那里或者从粮库那里拿，再就是秋收季节抢收地主的粮食。穿的也困难，当时我们穿衣服很破，先破拐肘，后破膝盖。解决的办法就是打村落，再就是从死人身上扒。打死了敌人就量个头，大个找大个，小个找小个。我们的枪支弹药不缺，就是缺吃的，三顿五顿，甚至三天两天吃不上饭是常事。当时以苞米粒、黄豆粒为主，能吃上苞米面和大餷子就是顶好的了。什么时候能吃饱饭呢？就是打下据点后的第一顿饭。几顿不吃冷丁吃一顿也真够受，所以同志们几乎都有胃病。

　　第二方面军大部分是朝鲜族同志，朝鲜族妇女真是好样的，抗折腾。当时有女特别连，打仗唱歌，对敌喊话，特别活跃。朝鲜族对汉族特别好，十分亲密。女同志在连队负责做饭，如有病号行军，她们就用饭盒为病人拎着饭，有时牺牲了，手里还攥着饭盒。男同志也一样。我们八团大部分是汉族，七团全是朝鲜族，警卫连和教导队汉朝族混杂，执行任务时都抢着干，而吃饭的时候却互相让。那时我们每人一把小勺，吃完饭小勺往腿绷里一插就完事。其实，很多时候全是吃炒苞米粒，连小勺用不着。尽管生活苦，没有一个叫苦的。

　　我们二方面军活动在长白、濛江、临江一带。冬天我们的兵力就集中起来，雪化了就分散活动。敌人很难找到我们，常常被我们打得蒙头转向。我们打游击战，跟敌人斗心眼儿。最多的一次一天打了24仗。我们惯于打埋伏战，冷不防打他一家伙，打了就走，敌人吃了亏，就跟腚追，我们又埋伏起来，把机枪架好，敌人来了又是一顿扫射，打完就跑。人有个毛病，打埋伏时越怕咳嗽就越咳嗽，急眼了就把头拱到雪里咳嗽一声。有时枪一响就冲锋，敌人愣了，不等他还枪我们就上来了。日本兵很顽固，死不投降。满洲兵熊，一喊就举手投降。有时满洲兵还打死日本兵。动员他们参加抗联没一个干的，怕遭罪，我们教育后就放他们回去，告诉他们下次再抓就不客气了，实际再抓住也不弄死。对日本兵就不同了，抓住了就用刺刀挑死，因为他们忠于天皇，讲武士道精神，死不投降。日本人被我们打怕了，每逢行军都把伪军安排在最前头和最后边，他们在中间，可是日本兵穿的是黄呢子，老远就能看出来，我们专打他们。

　　在长白县我们打过好多村落，只是没打过长白县城，我们并不怕长白县城的兵力，是怕朝鲜惠山镇的日军增援。当时，仗打得真够苦的。1938年以后，几乎每天都打，枪不响就吃不上饭。打村落，打木场子，打粮车。打下粮草，一边赶着车，一边吃。秋天主要吃苞米粒和土豆；冬天吃牛肉，肉当饭吃、粮当茶。缴获来的牛，现吃现杀，用火烧，烧的半生不熟。当时的生活这么苦，可是大家的情绪很高，还搞学习和娱乐活动。行军时用纸写上字，贴在背包上，后边看前边的，行军休息或晚上宿营时，还唱歌跳舞。唱歌时开始小声唱，唱着唱着感情激动起来，就放开嗓子唱。跑朝鲜舞，有时大家一齐跳，十分高兴。

　　1939年，就更艰苦了。记得有一次在大杨树这个地方，我们曾七天没吃到一粒粮食，一百多名战士最后只剩下17个人，其他都牺牲了，我们的团首长也受了重伤。当时，补充兵员是不可能的。由于抗联分散作战，这里打那里打，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。我们六师八团最后只剩下三、五个人了。但是我们仍然跟随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。